艾奥瓦城(艾奥瓦市)

2012年3月，萨尔瓦多作家奥拉西奥·卡斯特利亚诺斯·莫亚(Aoracio Castellanos Moya)和危地马拉作家罗德里戈·雷耶·罗萨(Rodrigo Reye Rosa)前往阿根廷沿海港口城市罗萨里奥，参加一项文学活动。他们来到一家酒吧，边喝边聊中美洲的现状。突然，外面的人行道上传来几声枪响。原来就在几米远的地方发生了一起银行抢劫案。劫匪在试图逃跑时开枪，造成一人死亡，数人受伤。

危地马拉裔美国小说家弗朗西斯科·戈德曼(Francisco Goldman)当时正在阿根廷另一个城市布宜诺斯艾利斯参加一项活动。一年后，他在与雷伊·罗莎的一次谈话中再次提到了这段插曲。雷伊·罗萨回忆说，当时周围的人都在告诉他们，罗萨里奥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城市，这样的暴力事件很少发生。所以在很多认识卡斯特利亚诺斯·莫亚和雷伊·罗萨的人当中，阿根廷事件成了他们的一个笑话，说像他们这样的两个中美洲作家，一起旅行到哪里都会带来暴力。

《失序》，作者:奥拉西奥·卡斯特拉诺斯·莫亚，译者:张婷婷，版本:后郎|花城出版社，2022年5月

“我生活在暴力的现实中”

在构成中美洲主流印象的关键词中，“暴力”的概率最高，在前三位。到20世纪90年代，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持续了几十年的左翼反叛团体和军政府之间的武装对抗终于结束。然而，和平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到来，中美洲仍然是世界上暴力现象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莫亚的朋友、萨尔瓦多作家米格尔·韦索·米斯特(Miguel Wesso Mixter)用三个以V开头的词来形容当代萨尔瓦多社会:violenta、evil和空 cave (vacía)。根据他的描述，大大小小的犯罪团伙像病毒一样在最贫穷的街区传播，这些团伙的起源可以直接追溯到20世纪末内战时期军政府用来镇压民间叛军训练的暗杀团体。几十年来，从造成近8万人死亡的内战，到战后抢劫、绑架、谋杀充斥民众日常生活的时期，暴力一直是人们解决分歧最常用的手段，并逐渐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

2004年5月，马德里美国之家举办中美洲文学研讨会，莫亚应邀出席并发表演讲。他在讲话中引用了已故萨尔瓦多诗人罗格·道尔顿曾经描述他的同胞的话:“我们不是从一粒种子或一个鸡蛋中诞生的，而是从一个脓包中诞生的。”他说，“如果道尔顿还活着，如果他目睹并参与了内战，他会在某本书或某首诗中说，我们也是一场大屠杀的产物。”事实上，虽然道尔顿在萨尔瓦多内战开始前就被杀了，所以他没有经历持续整个80年代的大屠杀，他在一首名为《托多斯》的诗中记录了1932年那场著名的大屠杀，那场残酷的镇压杀死了3万名起义农民，诗中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我们都是1932年的后代”，意思是，1932年镇压农民起义，1980年内战开启，民主转型失败，1992年双方签署和平协议后暴力回归等等。，构成了战后作家们不可回避的历史，包括莫亚。

在一篇讨论拉美文学和政治的文章中，莫亚表达了对“政治小说作家”、“暴力小说作家”等过于简单化标签的抵制，但同时也承认暴力元素确实充斥了他的写作。但他强调，并不是因为他以暴力为目的写作，而是因为政治和社会暴力存在于作家本人不得不呼吸的空气息中，构成了他个人和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是他不得不面对的日常现实，是难以超脱于外界的存在境遇。

虽然他经历了中美洲社会最动荡、最悲惨的历史阶段之一，但莫亚的写作并不悲伤。相反，他的小说语言粗犷朴实，带有鲜明的口语化特征。他小说中的人物往往愤世嫉俗甚至道德败坏，或愤世嫉俗或愤青，字里行间没有一丝温情。他的作品常常让人觉得这个作家写作就是为了得罪读者，得罪这个世界。他在2011年至2016年间写的《爱荷华笔记》中有这样一句话，可谓是对他写作风格的准确反映:“只有在愤怒的推动下写出来的东西才值得保留；一旦温暖出现，你就不再是你自己了。”还有一次，他是这样解释自己的语言风格的:“我生活在一个暴力的现实中，一个粗糙丑陋的现实中，在这个现实中，犯罪被视为最高价值，整个社会被人类最坏的本性所支配……我需要找到一种能传达这样一种现实的写作风格。所以，我是不可能拿比如贡戈拉的浮夸风格或者巴洛克风格来讲一个人的脑袋是怎么挨了几颗子弹的，因为现实中是:砰，砰，砰，完了。就是这样。”

值得进一步说明的是，莫亚并没有简单地将暴力呈现为个体外部的社会力量，而是将两者描绘成伤害与受害者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将暴力嵌入人物的内心状态，揭示了人性中一直抗拒文明驯化的倔强部分。2018年10月，在接受《爱荷华文学》杂志主编采访时，他说:“暴力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倾向，文明是控制它并为它寻找另一个出口的过程。我来自一个暴力仍然需要被文明驯服的地方，在这个地方，谋杀作为暴力最严重的表现形式之一，层出不穷。作为虚构文学的创造者…描述暴力本身从来不是我的目的。我有兴趣挖掘人们的内心，深入其中，观察人类对暴力的热情是如何一点一点上升的。”通过这段话，读者可以进一步理解莫亚对“暴力小说”等标签的排斥。和其他国家或地区擅长写其他题材的作家一样，他要探讨的是人性，关心的是人类的普遍存在。简而言之，暴力构成了莫亚等中美洲当代作家的创作土壤，而非创作目的。

奥拉西奥·卡斯特利亚诺斯·莫亚(1957-)，萨尔瓦多作家，在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的新闻机构、杂志和报纸担任编辑二十多年。现在他在爱荷华大学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系教授创意写作。代表作有《精神错乱》、《恶心:圣萨尔瓦多的托马斯·伯恩哈德》、《记忆暴君》、《回国梦》、《镜中女妖》、《与蛇共舞》等。

用幽默对抗和消解暴力

莫亚对暴力的态度往往不是愤怒的指责，而是幽默的对抗和化解。一方面，就作家的成长环境和社会背景而言，幽默感是在长期的危险处境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自我保护的心理机制。提到莫亚在马德里美国众议院文学论坛上的演讲，他马上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热衷于开玩笑。我们用笑声来抵抗疯狂。”

小说《Insensatez》(2004)开头的第一句话是“我的大脑少了一块”，同样的句子在第一章重复了几次。它不仅准确、简洁地呈现了一个玛雅村民在目睹自己的四个年幼的孩子被政府军屠刀砍死后的精神创伤，而且被叙述者“我”用来描述自己在向这些在学校里充满血泪的原住民口述信息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精神错乱，甚至疯狂。小说从头到尾，叙述者始终保持着一种与自己所读过的原住民苦难历史的疏离状态，而这种疏离很大一部分是通过黑色幽默和对一切道德立场的蔑视和嘲讽来维持的。正如莫亚在演讲中所说，“我们用笑声来抵抗疯狂。”这部为他赢得巨大声誉的小说，代表了他作品中的暴力和幽默两种元素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的。

博拉尼奥高度评价莫亚的幽默和讽刺技巧。Entre paréntesis，2004)，前者的集合，包含对莫亚四部小说的评论，包括1997年出版的《El asco》。这部小说的副标题是圣萨尔瓦多的托马斯·伯恩哈德。奥地利小说家托马斯·伯恩哈德擅长刻画愤世嫉俗、离经叛道的人物，《恶心》的主人公对萨尔瓦多社会和民族性格的讽刺和挖苦，不亚于伯恩哈德小说中犀利、凶狠的人物形象。然而，许多萨尔瓦多人无法忍受他们国家的残酷嘲笑和批评。小说出版后不久，作家就收到了死亡威胁，不得不再次流亡。波拉诺将《恶心》评价为莫亚“最黑暗，也可能是最好的作品”(注:自2003年波拉诺去世后，莫亚已经出版了6部小说，包括《失序》)，并将其对民族主义者来说难以忍受的特点视为该书最大的优点之一。“他那尖酸的幽默让人想起巴斯特·基顿的电影，强大到可以让愚蠢的人像定时炸弹一样瞬间陷入荷尔蒙失调，然后按捺不住想把作者吊死在公共广场上。事实上，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我真的想象不出还有比这更高的荣誉了。”

幽默和反讽除了作为特定社会语境下的心理防御机制外，还作为特定文学传统的一部分被莫亚有意识地继承。2010年底，他发表了一篇名为《德尔幽默颠覆者》的文章，纪念对他的政治立场和小说写作风格产生深远影响的罗格·道尔顿。在莫亚看来，道尔顿出生前在许多诗歌中传达的活泼叛逆的幽默感，他对政界和文学界各种装腔作势者的辛辣讽刺，以及他对蔑视传统的文学形式的开拓性探索，是他留给当代拉美文坛的宝贵遗产。

当代作家的一大挑战是打破文学大爆炸留下的偶像崇拜。莫亚本人在作品中也数次调侃六七十年代拉美文学圣人的“魔幻现实主义”。比如《精神错乱》第六章，叙述者运用自己[/k0/]的想象力，将一个记录在原住民口述中的悲惨事件改编成一个虚构的故事，讲述一个不甘的鬼魂如何重返人间，四处漂泊。当他完成后，他补充说:“看，我不会魔术现实主义的把戏。”在2003年出版的另一部小说《栋德没有estén ustedes》中，魔幻现实主义的重要象征马孔多变成了妓院。其中一个英雄非常渴望参观这个著名的妓院，在那里他发现了一个实际上只有十四岁但自称十八岁的妓女。他手头有些闲钱，莫亚写道，“我等不及要在马孔多花掉了。他14岁的小鸡，自称18岁，正伸腿躺在那里等他。反正只要你有钱，谁去找她都无所谓。”2019年8月底，笔者前往艾奥瓦市探访莫亚。交谈中，我问他对魔幻现实主义有什么看法，他告诉了我这部小说的情节，这是我的回答。我必须承认，当时我忍不住笑了。

众所周知，20世纪拉美文学大爆发的背后，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出版市场的大力推动。所以这种现象除了文学本身的繁荣，也是巨大的商业成功。莫亚的很多当代作家都和他分享了过去几十年对拉美主流文坛的不满。同样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博拉诺在2002年给莫亚的信中写道:“这个腐朽的私人会所布满了蜘蛛网，被巴尔加斯·卢埃萨、加西亚·马尔克斯、富恩特斯和其他翼龙所控制。”(注:翻译自《东方早报》2011年12月3日康慈的《波拉诺狂潮》)。从马孔多这个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帮助拉美文学享誉世界的神奇而传奇的小镇，到危地马拉城、圣萨尔瓦多和墨西哥城这些后爆炸时代作家作品中腐败和暴力频发的城市，这种变化背后不仅有时代的差异，还有不同的文学观念和风格。相信拉美爆炸一代和后爆炸一代在文学观念上的比较，将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比如“现代主义还是现实主义？”“艺术自主还是民族寓言？”等等。，并提供一些启发性的观点和回应。

妄想症和偏执狂早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除了幽默，暴力和恐惧引发的另一个心理机制是偏执，妄想。因此，偏执狂和偏执成为包括莫亚在内的当代中美洲作家作品中的又一元素。在这种心理特征的驱使下，人物往往会陷入神经高度紧张的状态；在文学表现形式上，是大篇幅的第一人称独白。这种反映人物高强度思想涌动、回旋的叙事手法，在《乱序》中被广泛运用。在2018年5月接受BBC国际新闻频道采访时，莫亚解释说，在谋杀如此密集的中美洲社会，偏执狂和妄想症早已成为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如履薄冰，走到哪里都时刻保持警惕，夸大陷入危险的可能性，这是他们在那个社会环境下不得不养成的生存本能。莫亚将当代中美洲社会的这部分现实转化为小说的特定叙事风格。在他的作品中，人物往往患有严重的迫害妄想症，总是怀疑自己被人监视和跟踪，从而世界和自我同时变得越来越扭曲和陌生，直至精神失常。

镜子中的魔鬼是莫亚作品中最常见的意象之一。他在很多小说中反复呈现这样一个恐怖的场景:主人公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却发现里面是一张完全陌生的脸。这个情节出现在《疯狂》的后半部分。他在2000年出版的小说被直接命名为《西班牙的迪亚卜拉》。莫几部小说中的主人公都处于精神分裂和崩溃的边缘，虚无，恐惧，无所依靠。为了重建自己的意义和信仰，重新建立自我认同，他们往往以一种神经质的方式挖掘和分析自己的内心。这种内省之旅的终点，不是灵魂的修复、疗愈和重建，而是镜中陌生人的面孔，也就是那个破碎、毁灭或缺席的自我。西班牙著名文学评论家伊格纳西奥·埃切巴里亚曾这样分析莫亚的风格:

“卡斯特利亚诺斯·莫亚的激进并不在于他愿意频繁而深刻地展示自己。相反，他暴露自己的目的只是为了打破自己，使他崩溃和瓦解。”

PS:本文是张婷婷《聚焦:中美洲当代文学漫谈》一文的一部分，标题为编者所加。

作者/张婷婷

编辑/张进

校对/刘保清